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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曾书记，按照你的观点，是否在这次官司中产生了疑问？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最大的疑问是希望工程的许多账目都搬到法庭上审查。这让我非常不解，从诽谤法的角度上讲，希望工程不需要证明清白，只需要港媒证明希望工程款失踪到哪里了就行了，否则就败诉。可事实上呢？”

    记者倒是理解这一点，“本案有关被诉方的那位媒体写文的记者不到场作证，确实会让人气愤，我能理解。”

    “我没气愤，只是不理解。”曾家辉的嘴上这么说，但语气早就出卖了自己，“本案中，被诉方唯一的证人、记者表示放弃作证，这就是说，港媒对于自己涉讼文章无法履行举证责任，按照法规，被诉方举不出证据证明希望工程有贪污，他写的几段话都没有根据，那么他就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。可当年青基会对港媒的不实文章发表声明后，港媒却说，如果青基会能够提供具体证据，证明我们失实，我们愿意更正，他们这是把责任完全颠倒过来了嘛。”

    任谁也可以听出来，他是心中有气！

    官路无疆  -  974　心中有气

    确实如此，中国古代就有‘刑政合一’的传统，县官大老爷管钱管粮又坐堂审案。几十年来在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下，整个社会主要以行政权力来调整，而司法很不发达甚至被取消，所以老百姓碰到纠纷想到的就是找单位找上级找行政，很少想到找法院。新闻界对于行政那一套十分熟悉，对司法就相当陌生。所以当初‘新闻官司’在大陆出现时，新闻界有些人士就很不理解、甚至抵触。这里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新闻媒介与行政有直接的从属关系，只要媒介不是反对行政，行政对媒介一般是照顾的。所以，当一些公民受到媒介侵害寻求司法救济时，就跳出了行政的框架，法院在媒介和公民之间是中立的，可以做出公平的裁决。

    这个情况香港的记者们也有所了解，于是问道：“现在人们担心的是法院是否公平公正？”

    曾家辉客观的回答道：“在香港，我还是第一次打官司，正拭目以待。而在内地，我们讲求的是执法为公。当然，我们一些法院也存在有时候执法不公的问题，正在纠正当中。”

    “那么诽谤法不就限制了言论自由么？”

    曾家辉不赞同记者的说法，“诽谤法不是制裁言论自由的。国际上公认的观点是：诽谤法是力求维护言论自由和人格权的平衡，所以是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。诽谤法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，使言论自由和人格权的冲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，一些国际人权公约都是把两者作为一对矛盾来规定的，香港人权法案也体现了这个精神。言论自由和名誉权都是基本人权，这两者必须得到合理的平衡。诽谤法就提供了一个平衡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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